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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主们并不相信验收结论，他们通过堵路、罢住等方式表达换房等诉求，但最终无果。
中国主要城市工业企业搬离城区不完全统计图。（何将/图）
看得见的危害，摸不清的家底
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曾自2006年起，耗时3年开展全国土壤污染普查，但至今仍未见公布与棕色地块相关内容。
棕色地块变身经济适用房并不罕见。在广州，原广州氮肥厂、原南方钢铁厂都被建成经济适用房，还有北京市的化工三厂、红狮涂料厂，等等。
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认为，保障房一般为无偿划拨用地，Govern-ment“理所当然”划拨较差的地块，而靠土地财政生存的地方Govern-ment，自然希望好地块卖出好价钱。
2010年12月2日，武汉市环保局就“长江明珠”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武汉市环保局官员在回答提问时说：“这个房子是建给老百姓住的，已经花费不菲，那么是不是还需要花更多的钱去做这些无谓的治理呢？”
经济适用房只是冰山一角。高胜达介绍，媒体以为Govern-ment把这些地都给了穷人，“但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更多的地被改头换面开发成了普通商品房了。因为将土地开发成商品房，利益能够实现最大化。”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副所长骆永明也通过研究发现，大量的棕色地块用于了房地产开发。
高胜达举例说，2006年3月，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公司竞得“赫山001号”地块，建设商品房。这一总面积280亩的地块距武汉市中心仅20分钟车程。然而，次年即发生工人中毒事件。经过调查，开发商才知道这一地块原属武汉市农药厂，是典型的棕色地块。
随后开发商要求退地，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因事先未告知毒地的背景而赔偿1.2亿元。直到2011年5月该地块方启动修复，修复资金达2.32亿元。
“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之所以在拍卖时未告知这一地块历史情况，就是希望拍卖出周边正常地块相似的价格，或者说，目前有关部门对污染将降低地块价值这一事实还没有足够的认识。”高分析说。
在遮遮掩掩的乱象中，中国棕色地块的“家底”，却至今仍无权威数据。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国内多家关于土壤修复的科研院所和企业，均没有得到答案。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曾自2006年起，耗时3年开展全国土壤污染普查，但至今仍未见公布与棕色地块相关内容。
不过，从主要城市工业企业搬迁情况中可见一斑。早在1990年代，我国较发达城市开始了大规模工业企业搬迁。
骆永明研究发现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至2008年，北京、江苏、辽宁、广东、重庆、浙江等地的污染企业搬迁达数千家，已置换约2万余公顷工业用地，这相当于约28000个标准足球场面积。
这些地块很多是棕色地块。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《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》称，近年，有关专家在北京、深圳和重庆等城市的调查显示，最近几年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场地中有将近1／5存在较严重污染。
污染状况堪忧。2005至2006年，北京市环保局调查了18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，发现7块场地受到污染，部分场地污染深度达到15米，必须修复才可达到规划用途的环境要求。
绿色词条：Brownfield Site棕色地块，被遗弃、闲置或不再使用的前工业和商业用地及设施，这些地区的扩展或再开发会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。 无法过滤的毒地
一个荒诞的现实是：依他国的法，修复中国的地。
目前，我国尚未发现棕色地块直接危害地上居民的具体案例。
高胜达分析，中国房地产2002年以后才火爆起来，大量入住是在2005年之后。而危害需经连续多年的影响才会显现，还需检测和排查，才能确定原因。
我国对棕色地块的重视，最早竟起步于三名工人中毒事件。
2004年4月28日，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的建筑工地，三名工人因开挖深层土壤而中毒。出事地点原是农药厂，后被一家涂料厂合并。“当时还没有土壤修复的概念，受污染的土壤被挖走了事。但这一事件让大家认识到工业用地存在潜在风险。”高胜达说。
欧美国家普遍于1980年代就开展土壤修复工作，但我国只是最近5年于极少数城市有所开展，如北京、上海、重庆等，也只有这些城市颁布了地方性文件，且有相当的局限性，比如很多城市都将修复工程交给本地的企业。
而包括武汉在内的更多城市至今未建立相应的机制，就像“长江明珠”一样，一些棕地只有在媒体曝光，或者引发了中毒事件后，才被重视。
2007年，南京乐居雅小区一开盘即被消费者抵制，因其建在未经修复的原南京化纤厂原址上；2008年，原广州氮肥厂部分地块被规划为经济适用房用地。被媒体曝光后，广州市Govern-ment只好花费600万元进行修复。这被称为广州市土壤修复第一案。
这些都是零星的个案。至于全国土壤修复的总体数据，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多个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，均无法得知。“一些场地即使做了修复，开发商也会出于销售方面的顾虑，不愿进行宣传”，但他们均表示，土壤修复“非常有限”。
中国尚未制定土地污染防治法对此进行强制性要求，甚至中国至今还没有污染场地的调查、风险评估、修复、验收等各方面的标准。
尽管我国早在2003年就施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法，但也不能有效过滤毒地。因该法所称环境影响评价，是指“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、预测和评估”，并不包含用地的历史情况调查。
至今，国家层面仅有两个关于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的文件，都只有原则性规定，无实施细则和惩处规定等，故无实际强制性。
这造成一个荒诞的现实：依他国的法，修复中国的地。自2007年我国土壤修复进入商业运作模式以来的5年里，土壤修复所参照的标准要么是别国的，要么是环保部制定的《污染场地风险评估导则》等4个修订意见。这些修订意见大约都是在2009年制定，但一直未正式颁布。
业内寄予厚望的《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再开发利用环境场地管理通知》至今也未发布。该通知于2011年9月由国务院同时发给环保部等部委、各省征求意见。通知要求工业企业搬迁场地再开发前，必须开展调查和风险评估。
“中国土壤修复问题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而之前对污染场地研究严重不足。”高胜达说，“所以即使立法，也不会一步到位。”
美国的经验常是中国学界研究的对象。
早在1980年，美国就创立“超级基金法”，向石油、化工等巨头征收化工税，用于清理泄漏的化学物质和有毒垃圾场。2002年，美国又颁布了《棕色地块法》，将污染责任和现在的开发商分开，再通过折价，让开发商有获利的空间，从而促使社会资本介入棕色地块的修复。
在中国，只有重庆市正在酝酿吸引社会资本的机制，它计划将所有棕色地块打包，交给一家公司上市。
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士阳平坚认为，美国对于中国的最大的启示是法律先行，且严格执法。“法律出台后，资金要落实。美国甚至会把资金的来源和额度写在法律条款中，使得执法过程有财力和物力作为支撑。”
2010年10月，长江明珠小区交楼，大多数人都在等待着土地证和房产证的发放，一部分人将会卖房，另一部分人将集资委托相关机构对小区环境进行检测，如发现问题，将起诉武汉市环保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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